贝・布托：我不愿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女性交换位置

　　据悉，译林出版社于2007年10月即贝・布托回到巴基斯坦准备参加大选之时，买下了她的最新版自传的版权。令人唏嘘的是，虽然在中国出版自传的意向早就确定，但有着贝・布托亲笔签字的纸质出版合同几经辗转，直到在她遇刺后的第二天即2007年12月28日上午，才被寄到译林出版社。本来是要赶1月8日巴基斯坦大选推出的此书，现在却成了对这一伟大女性的怀念与追忆。出版社表示，《贝・布托自传》的第一批样书将首先在1月8日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与读者见面，全国上架则要等到1月中旬。

　　贝・布托，这位从不向暴力和威胁低头、美丽与智慧兼备的“东方女儿”，一直以来都是巴基斯坦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她出身显赫，父亲是巴基斯坦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阿里・布托。她16岁考入哈佛大学，后又进入牛津大学深造，获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位。而她的一生却从未平静：亲人相继惨死，其本人也受到牢狱之灾，两度担任总理又两次被解职并流亡他乡……2007年10月，贝・布托回到巴基斯坦，两个月后死于刺杀。

　　在自传的前言中，贝・布托写道：“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以隽秀而刚毅的文风，贝・布托回忆了自己命运多舛的一生及其家族的坎坷遭遇，展现了一段充斥着刺杀、牢狱与动乱的独特家族史：她父亲被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并处以绞刑；她自己则在牢房中度过了近三年的青春岁月，后险些被暗杀在手术台上；她的两个兄弟死于非命。

　　在自传中，贝・布托着力讲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前后始末：从1988年在齐亚・哈克于空难中丧生后，她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及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直至2007年10月18日，长达8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到巴基斯坦的情形。她的回国受到盛大欢迎，也造成了混乱，在恐怖爆炸声中造成上百人惨死……书中最后一章和新版序言都是2007年添加的，而其他部分则延续了旧版自传的内容。

　　新版序言节选

　　我不愿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女性交换位置

　　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

　　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

　　巴基斯坦再一次处于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恐怖主义分子假借伊斯兰之名威胁着她的稳定。但民主的力量始终相信，通过推行自由可以铲除恐怖主义。巴基斯坦不是一个平凡的国家，我的生活也从不平静。我的父亲、两个弟弟先后被杀害；我的母亲、丈夫，还有我本人都坐过大牢，后来我还长期流亡海外。然而，尽管有这些苦难与悲伤，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感谢真主的保佑，让我突破传统，成为伊斯兰国家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总理。那场选举成为穆斯林世界争论的焦点―――女人在伊斯兰中到底应该怎样定位。选举结果证明，一个穆斯林女性可以被选为总理，可以管理一个国家，可以同时被男女民众接受为国家领袖。我对巴基斯坦人民充满感激，是他们给了我巨大的荣耀。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被赋予改变社会发展进程的重任：把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带进现代社会，打破对女性的偏见，给从来没有过希望的人们带来希望。

　　如果命运可以任我选择，这样的生活不见得是我首选，但它确实充满机遇、责任和成就。我冥冥中感到，未来还将充满更多的挑战，无论是对我的祖国还是我个人，但我们将勇敢面对。

　　二十年回首，往事如烟。父亲被杀害，我自己遭囚禁，但是继承父亲衣钵的重任压在肩头。我本不指望追求个人的幸福，也不奢望爱情、婚姻和生儿育女。就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饱受牢狱之苦、终生未嫁，我原来也以为我将孤守一生。然而，命运打破了这些狭隘的预想，我在婚姻里得到了快乐和满足，尽管周遭的环境困顿艰险。我丈夫19年来始终和我站在一起，和我相濡以沫，我为他的勇气和忠诚感到骄傲。这些年来，他要么住在总理府，要么蹲在大牢，被当成挟持我事业的人质。尽管相距遥远，尽管挑拨离间的阴谋不断，我们之间的感情反而更加牢不可破。

　　是的，生活并不如我所预料，但我不愿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女性交换位置。我是一个为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自豪的女人。作为一个女政治家，我一直为巴基斯坦的现代化、教育普及、对外交往与科技进步不懈奋斗。我坚信，一个民主的巴基斯坦能够成为全世界10多亿穆斯林的希望，指引他们在倒退与进步之间做出选择。2007年4月于伦敦

　　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贝・布托（巴基斯坦）

　　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但在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灵应。那晚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片，好让我挨过痛苦长夜，可是在凌晨2点，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我大声尖叫起来，“不！”我感觉无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当时天气很热，我却全身发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我和母亲已经没有话来互相安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空荡荡的警察营里抱成一团，准备天一亮就送父亲的遗体到老家祖先的墓地下葬。

　　“我在守丧，不能见外人，你告诉他。”看守进来时，母亲神情恍惚地说。她现在成了寡妇，要和生人隔绝4个月零10天。

　　我走到外屋，水泥地破裂不堪，霉臭味刺鼻，这算是我们的起居室。

　　“我们已经准备好和总理一起走。”我对看守说，他站在我面前，神情紧张。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埋了。”他说。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没有家人在？”我痛苦地问道，“就是军管当局的刽子手也应该知道，陪伴死者，悼念祷文，见死者最后一面，是我们家属的宗教权利。我们向监狱长要求过……”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了。”看守打断了我。

　　“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守不吭声。

　　“他走得很平静。”他到最后才说，“我把遗物带来了。”

　　他把父亲在死牢里那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样样拿了出来：一套沙勒瓦尔(肥裤子)和卡米兹(长袍衫)―――父亲直到死前一直穿着它们，父亲是政治犯，拒绝穿囚服；一个餐盒―――父亲最后十天绝食后就没再用过；一套铺盖―――床上的断铁丝划伤父亲背部后才给他使用的，还有一个喝水的杯子……

　　“还有他的戒指呢？”

　　我强忍悲痛问看守。“他有戒指吗？”他假装在包里和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拿出父亲的戒指交给了我。最后的日子里，这枚戒指经常从父亲枯槁的手指上滑落下来。

　　“很平静，非常平静。”他不停地念叨着。

　　绞刑怎么会平静呢？……
　　
　　一天前，我见了父亲最后一面，见面时的痛苦让人无法忍受。没有人告诉他第二天清晨他就要被处死，也没有人通知那些一直为父亲求情的外国领导人们，包括吉米・卡特、玛格丽特・撒切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英迪拉・甘地，还有穆斯林世界的沙特、阿联酋、叙利亚等国领导人。齐亚当局的懦夫们，谁也没敢把杀害父亲的日期对外公布，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奋起反抗。只有我和母亲知道，而这也是出于猜测和预感。

　　4月2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姬，”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他们允许一星期探视一次，今天该母亲去，而我应该要到周末。今天要我们母女俩都去，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齐亚就要对父亲下毒手了。

　　我的大脑在翻腾：必须立即把消息传出去，向国际社会和巴基斯坦人民发出最后一次求援，时间不多了！“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舒服，”我急匆匆地对母亲说，“就说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一定要去；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明天去。”趁着母亲去和卫兵讲话，我赶紧展开已经被我揉成团的纸条，又加了一句话：“我想他们今天是叫我们去见爸爸最后一面。”我草草写完字条，准备递给外面的一个朋友，希望她能赶快告诉党的领导人，让他们通知外交使团，并把人民动员起来，人民是我们的最后希望。

　　“把这个立即交给娅斯敏，”我对忠实的家仆易卜拉欣讲，深知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没时间等哨兵开小差再行动了，易卜拉欣可能被搜查、被跟踪，但我顾不上这些了，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快！易卜拉欣，快去！”我催促着他，“跟卫兵说，你去为我拿药！”他立即跑了出去。

　　透过窗户，我看到军法管制部队的卫兵们在互相商量，然后用步话机通报我生病的消息，等待回复。易卜拉欣趁乱已经到了大门口。“我得快点去为主人贝娜齐尔小姐拿药，得快点。”他对门卫讲，这个门卫曾隔墙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奇迹出现了，他们让易卜拉欣走了。我的双手颤抖，不知道消息能不能安全传达。

　　不久我听到窗外步话机里喳喳响了起来。然后他们过来对母亲说：“既然你女儿得了病，你们可以明天去探望。”我们为父亲又争取到了24小时。但易卜拉欣走后，大门立即被紧紧关闭，我们预感到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

　　反抗！我们一定要反抗！可怎样反抗呢？我感到如此无助，被关在牢笼之中，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一步一步向父亲逼近。消息能送出去吗？人民会不顾政变以来的枪弹和刺刀奋起反抗吗？谁来领导他们？人民党的众多领导人都被关在大牢里，成千上万的人民党支持者也被关在牢里，甚至包括妇女，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只要提起父亲的名字就会遭到催泪弹和皮鞭的招呼。人民会不会响应我最后的呼唤？他们到底能不能听到我的呼唤？

　　晚上8点15分，我和母亲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亚洲报道。我坐在那儿屏息聆听，满怀期待，浑身上下的每块肌肉都僵硬了。突然广播报道，我从监狱里送出了一条消息，说明天，也就是4月3日，我将同父亲见最后一面。消息终于传出去了！我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继续报道我呼吁人民奋起抗议的内容。但是没有，它却接着说这则消息还没有经监狱长证实，并引述父亲以前的一位部长的话说：“贝娜齐尔已经吓坏了。”我和母亲都不敢看对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一辆吉普车载着我和母亲飞驰出西哈拉监狱，监狱大门急速地打开又关上。群众因恐惧而呆呆地站在保安部队后面，不知道他们的总理就要永远离他们而去了。我们被带进拉瓦尔品第监狱，经过又一次搜身，才被带到父亲面前。“你们怎么都来了？”父亲问道，身后的牢房如同地狱一般。母亲没有作声。“这是最后一次了吗？”他问道。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想是的。”我说。父亲叫过站在旁边的监狱长，他从来都要监视我们的会面。“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父亲问他。“是的。”他答道，似乎为身为当局计划的执行人而感到羞愧。“日期定了吗？”“明天早晨。”监狱长说。“什么时候？”“根据监狱规定，早晨5点钟。”“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昨天晚上。”监狱长吞吐地说。父亲看着他。“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半个小时。”“按照监狱规定，我们至少有一个小时。”父亲说。“半个小时。”监狱长重复了一下，“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安排一下，我要洗个澡，刮一刮胡子。”父亲对他说，“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半个小时，只有半个小时！我就要和一生中最亲爱的人诀别了！我心如刀绞，但我不能哭，我不能在父亲面前垮下来，不能再增加他的痛苦。父亲坐在地下的垫子上，这张垫子是他牢里面剩下的唯一家什了。桌椅和床都已经被他们搬走了。“拿上这些，”父亲把我以前带来的书和杂志递给了我，“我不想让他们碰我的东西。”父亲把律师捎给他的几根雪茄烟也给了我，“我留下一根，今晚抽。”他说道，还留下了那瓶夏丽玛古龙香水。父亲要把戒指给我，但是母亲让他继续戴着。“我这会儿戴着，不过以后要把它给贝娜齐尔。”他对母亲说。“我已经设法把消息传出去了。”我悄声地对父亲说，不让旁边的看守听见。我大概地说了一下情况，他看上去很满意，表情似乎在说：“她快要学会政治的秘诀了。”牢房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父亲。以前每次见面，都允许我们进入牢房坐在一起，今天却不让。我和母亲挤靠在铁栅栏上，隔着牢门和父亲小声地说话。“把我的爱转达给其他几个孩子。”父亲对母亲说，“告诉米尔、萨妮和沙，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真想能和他们说声再见。”母亲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你们俩也受了很多苦。”父亲说，“既然他们今晚要杀了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现在宪法不行、军管当道，如果你们愿意，就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平静一下身心，可以去欧洲。我同意你们去，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心都碎了。“不，我们不！”母亲说，“我们不能走，我们也绝不会走！绝不能让那些将军以为他们胜利了。齐亚又要举行大选，尽管没人知道他到底敢不敢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一走，就没人来领导人民党了，这是你一手创建的政党。”“萍姬，你呢？”父亲问。“我也绝不走！”我说。父亲笑了。“我真高兴，你知道一直以来我是多么爱你啊！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一直都是。”“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时间到了。”我死死地抓住铁栅。“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监狱长拒绝了。“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搂一下爸爸！”监狱长仍然不允。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今晚我就要自由了。”他说着，一丝红光掠过脸庞，“我就要和我的父母团聚了，我就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它的泥土，它的芬芳，它的空气。那里将会有关于我的歌谣，我将成为家乡的传奇。”父亲微笑着，“不过拉卡纳就是天气太热了。”“我给您搭个凉棚。”我呜咽说。看守们走了进来。“再见了，爸爸。”我悲痛欲绝，母亲也把手伸进铁栅栏触摸着父亲。我们缓缓地走出满是尘土的牢院。我想回头再看一眼，可是我不能，我知道自己会失控的。

　　“再见了。”我听到父亲的声音。我的两条腿在移动，但是浑然不觉，我已经变成了石头，可仍在挪动。看守们领着我们穿过牢房，院子里搭的全是军用帐篷。恍惚中我挪动着步子，只有脑袋还有些知觉。我一定要抬起头来，这群人都在看着我呢。汽车停在紧锁的大门里面，以免外面的群众看到我们。我步履沉重，好不容易才迈上车，汽车穿过大门急驰而去。人群一看到我们就拥上前来，但被保安部队粗暴地推搡回去了。我突然看到人群前面站着我的朋友娅斯敏，她在等着给父亲送饭。“娅斯敏!他们今晚就要动手了！”我竭尽全力从车窗里往外喊。但是她听到了吗？我喊出声音了吗？

　　5点钟过去了，又到了6点钟。我每呼吸一次，就想到父亲的呼吸已经所剩无几了。“真主!快让奇迹出现吧!”我和母亲一起祈祷。“快让奇迹出现吧!”我那只偷偷带进牢房的猫儿“纯纯”似乎也感到了凝重，她离弃了小猫崽们，再也找不到了。然而我们仍然不放弃希望。最高法院已经一致建议把父亲的死刑减缓为终身监禁。况且，根据巴基斯坦法律，任何死刑的执行都必须至少提前一星期予以宣布。而当局根本没有作任何宣布。

　　外面的人民党领导人也带信来说，齐亚已经秘密地答应沙特、阿联酋等国，将减缓父亲的死刑。然而齐亚一贯背信弃义、践踏法律，谁能相信他呢？看到我们一直担心，沙特外长和利比亚总理曾许诺，如果执行死刑的日期一宣布，他们就立即飞来说项。他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上听到了我的消息吗？他们现在还来得及飞来巴基斯坦吗？

　　这时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在伊斯兰堡，父亲是开展巴中友谊的先驱，他们能说动齐亚吗？我和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西哈拉的炎热中，已经无法说话。齐亚曾放出风来说，只要父亲或者家里直系亲属请求饶恕，他就会予以考虑。而父亲坚决不允。

　　死亡的来临进入倒计时，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度过？我和母亲就这样坐着。我们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床上的枕头上。他们要杀害父亲！我老是这样不停地想，他们要杀害父亲！父亲呆在牢房里，只身一人，他感到孤独吗？他没有书，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支雪茄烟。我的嗓子眼发紧，直到想把它撕开。但我不能让那些常在窗外说笑的卫兵听到我的叫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1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片安定药，对我说：“睡吧。”

　　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记者蔡晓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