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年前，一部美国企业家的自传横空出世，这部畅销几十年、销量突破700万的经典著作就是《艾柯卡自传》。李?艾柯卡从一文不名的推销员一步一步登上了世界顶级企业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宝座，正当人生光芒四射时，却莫名其妙地被小亨利?福特炒了鱿鱼。他没有垮掉，在行将退休的年龄接过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经过几年的打拼，使其起死回生。最近，《艾柯卡自传》由中信出版社重版，本报特摘选其中若干章节，以飨读者。
“亨利国王”一步步地架空我
1975年，亨利开始实行他处心积虑已久的计划，一步一步地毁掉我。
在这以前，我们还相安无事，但那年他开始时常感到胸部灼痛，而且健康状况很差，这时“亨利国王”开始了解人都难逃一死。亨利认为我想篡夺福特家族的王位，他非得除掉我不可，但又不敢直截了当赶我走，因此他决定采用马基雅维利的权术，羞辱我然后逼我辞职。
我和亨利之间的持久战在1976年真正爆发，起因是亨利对斯帕利希的打击。
斯帕利希是底特律最富传奇性的人物，别人都说“他的血管里充满汽油”。他是工程师和产品设计专家，在开发新车型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野马和嘉年华。
我身为福特总裁的责任之一就是主持产品设计会。在开会的时候，斯帕利希坐在我左边，而亨利坐在我右边。很明显亨利并不欣赏斯帕利希以及他的提案，斯帕利希很直率，没有对国王显示出足够的恭敬。亨利尽量不发作，但每个人都知道状况不对了。
有一天产品设计会结束后，亨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我讨厌那个该死的斯帕利希，我不要他坐在你的旁边，他一直在你耳朵旁边灌输毒素，我不允许你们两个这样联手整我。”
我只有把斯帕利希叫进来告诉他这件事，我说：“我知道这件事莫名其妙，但你不能再坐在我旁边了。”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大限度，斯帕利希是我们这个队伍里最有价值的球员，我绝不可能让他坐冷板凳。但不久后亨利打电话给我，要我开除斯帕利希。
我说：“亨利，你真会开玩笑，他是我们最棒的人。”
亨利说：“现在就开除他。”
那时正是下午，我即将离开办公室搭飞机去纽约，我问亨利这件事是否可以等我回来再做决定。亨利说：“如果你不现在就开除他，你就和他一起走。”
我仍然想和他讲理，我告诉亨利：“斯帕利希开发了野马，他为我们赚了不少钱。”
亨利说：“你少废话，我不喜欢他，你没有权利问为什么，这就是我的感觉。”
斯帕利希被迫离开不久，开始为克莱斯勒工作。没过两年，斯帕利希和我再度一起合作，今天他是克莱斯勒的总裁，而且最令人愉快的是，他的前轮驱动汽车，特别是在福特汽车公司时亨利不让他做的T-115型系列车，如今毫不留情地吞食着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场。
1977年初，亨利宣战了。他请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来改组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当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有位麦肯锡的高级经理留了一张小条子在我桌上：“撑下去，李，但这并不容易，你的老板完全是个独裁者，我真不知道你们怎能忍受他。”
4月中正式实施了新的安排。亨利当然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考德威尔被任命为副董事长，我仍继续任总裁。我们各有各的职责，但亨利发出的备忘录明白道出了这其中最主要的改变以及新安排的真正原因，上面写道：“董事长不在时，副董事长即为首席执行官。”
公司的决策架构成了一只三头怪兽，考德威尔过去是我的手下，如今却莫名其妙地跳到我的上面，除了亨利想整我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理由。
14个月后，也就是1978年6月，亨利宣布了新的高层改组，我们决策层由3人增为4人，新加入者是亨利的弟弟比尔，我再退一级成为第四号人物，而且我不直接受亨利的指挥。反而是受考德威尔的指挥，为了彻底羞辱我，亨利甚至等到新改组宣布的前一天才通知我。
每天我发现自己失去一片躯体，我放出话来拒绝接受新的安排。 小女儿听说我被解雇，哭着打来电话
4天以后，6月12日，亨利与9位公司外部董事碰面，告诉他们他即将解雇我。这回董事会出来干预了，他们说：“不，亨利，你这样做是错误的。冷静下来吧，我们准备跟李谈谈。我们会把这件事解决，你回去向他道个歉。”
第二天，亨利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是8年来的第三次，他说：“我们讲和吧。”
和平的假象仅维持了一个月。1978年7月12日的傍晚，亨利与公司董事共进晚餐，这也是每月董事会后例行的晚宴，他再度宣布他要解雇我。这回仍然有几位董事持反对意见，他们举例说明我的忠心和对公司的贡献，并要求亨利重新让我成为二号领导人。
亨利大怒，咆哮道：“不是他走就是我走，你们有20分钟来做决定。”说完就走出房间。
次日下午3点的时候，亨利的秘书找我去亨利的办公室，我想：“时候到了。”
我走进亨利的办公室时，亨利和他的弟弟比尔脸色很难看地坐在大理石会议桌前。
等我坐下来之后，亨利清了一下嗓子，有点结结巴巴的，最后他终于开口：“现在我必须依我的方式做些事情，我决定重新改组公司，这件事我很不愿意去做，但我必须要做。我们曾愉快地共事……”我以不相信的眼光看着他，“但我想你应该走，这样对公司会更好。”
我打出剩下的最后一张牌，我问：“那么比尔的意见如何?我想知道他的想法。”
亨利说：“我已经做了决定。”
我很失望但并不惊讶，毕竟比尔也是福特家族的一分子。我说：“我还有一些权利，我希望我们在那件事上不要有任何争议。”我所关切的是我的退休金和其他退休报酬。
亨利说：“我们可以解决那些问题。”我们同意记录上我是1978年10月15日从公司辞职，那天也是我54岁的生日，假如我比那天早一点离职，我会丧失许多利益。
到此为止，我与亨利的交谈彼此都很平静。我列举了我在福特汽车公司一系列的成就，为亨利立下的汗马功劳。我说：“你将坐失良机！我们刚赚了10.8亿美元，过去两年我们赚了35亿美元。但记住我的话，亨利，你将再也看不到10.8亿美元了，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根本不懂我们是怎么赚钱的!”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比尔诚心劝他哥哥回心转意，但这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也太晚了。我们离开亨利的办公室时，比尔泪流满面。他一直说：“这真不该发生，他太残忍了。”
我回到办公室后开始接到一些朋友和同事的电话询问，我被炒鱿鱼的事已经传开了。下午离开办公室时我感觉很轻松，我在车里对自己说：“感谢上帝，不必再听他胡说八道了。”
我回家后接到了小女儿莉娅哭着从网球训练营打来的电话，这是她头一次离开家，她刚从收音机听到我被解雇的消息。
我的支持者一个个被整肃
昨天我还是英雄，今天我却成为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人人皆知亨利准备对艾柯卡的支持者进行大规模整肃，任何人如果不完全切断与我的关系，就必须冒被开除的危险。
在我被解职的那一周，曾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以及负责公司全球公共关系业务达20年的墨菲，半夜接到了亨利的电话。亨利问道：“你爱艾柯卡吗?”
墨菲说：“当然。”
亨利说：“那你被开除了。”
亨利次日取消了他这项命令，但这可以告诉你他有多疯狂。
几个月之后我的两个老朋友为我举行了一次宴会，只有几个福特公司的人来参加，其中只有比德威尔是公司的高级经理，他真是很冒险。第二天一早他去上班就被传讯，他们问他：“我们想知道昨天的宴会里有谁?”
对我而言，这件事虽已结束，但伤害却持续甚久。我在公司有一个最好的朋友，25年来与我的家庭往来密切，每周五晚上我们一起打牌，我们的家庭也共同出外度假。但我被解雇之后，他连电话都没打过一个，玛丽在1983年去世时，他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就要冒丢掉工作的危险。他们有抵押贷款要付，而且也必须为他们的孩子着想。
我被解雇也引起了外界极大的注意，《汽车新闻》的一篇社论说：“这个行业的最佳球员现在已是自由之身。”
罗得岛的地方报纸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后说，我被解雇大概是飞得太靠近空军一号专机(总统座机)。有位专栏作家写道：“在美国，福特这么庞大的公司，它的一举一动影响每一个人，一想到这件事就令人有点提心吊胆。现在福特汽车公司显然被一个傲慢自大的老头所控制，他只随心所欲地行事，不对任何人负责。”
在1975年调查我的时候，亨利一直影射我和黑手党有牵扯。就我记忆所及，我一辈子没有碰见过黑手党，但亨利却捏造事实，妄做论断，他真该受到报应。
当解雇带给我的打击逐渐消退时，我开始回想我和亨利之间的问题。我被解雇的原因是因为对老板造成了威胁，亨利一向有解雇公司二把手的恶名。对他而言，这是领主在镇压叛乱的佃农。
另外就是亨利的健康状况不好，他认为如果他有三长两短，我一定会想法子巧妙地操纵他的家族、接管公司。他告诉《财富》杂志的记者说：“我在1976年1月得了心绞痛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不可能一直活着，我问我自己，‘如果福特汽车公司没有我怎么办?’我决定不能让艾柯卡继承董事长的位子。”这句话究竟有何道理?那个恶毒的人从来没有向我或是向董事会解释过，我想他也从未向自己解释过。 接受里卡多邀请，入主克莱斯勒
当我离开福特的消息发布后，其他行业的很多家公司都来找过我，其中包括国际纸业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RadioShack公司的老板查尔斯?泰迪也请我到他的公司去，还有包括纽约大学在内的三四家大学的商学院也请我去主持院务。但我并没有认真去考虑。在汽车界服务这么多年，我还想继续留在这个老本行里。
54岁是个尴尬的年龄，退休嫌太年轻，想在别的行业里另起炉灶又实在嫌老。而且，汽车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
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有意聘我出任全球汽车顾问一职，但是我不是当顾问的料。我喜欢直接负责做事，做成了是我的光荣；失败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自从被解雇之后，一直传言我极可能进克莱斯勒。当时我正赋闲在家，而克莱斯勒又陷入困境，大家很容易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的好友、佛罗里达前州长克劳德?柯克邀请我和克莱斯勒董事会的两位董事迪尔沃思和沃伦在纽约共进午餐。
这次只能算是介绍彼此认识，是一个非正式的聚会，我们谈论的话题范围也很广。迪尔沃思和沃伦也很明白地告诉我，他们仅以个人身份并不代表公司。他们提到了对汽车业―――特别是对克莱斯勒的关切。
之后克莱斯勒的董事长约翰?里卡多打电话给我，他和迪尔沃思想约我在离福特复兴中心只隔几条街的一家宾馆见面。这次见面的目的是想讨论我加入克莱斯勒工作的可能性。
里卡多说：“我们想请你加入克莱斯勒公司，不知你是否愿意再回到汽车业来?”
但我对克莱斯勒当时的状况有很多疑问，我想先弄清楚将来会面临何种情况。
接下来两次会面的地点改在了底特律郊区的希尔顿饭店。从里卡多所形容的不景气的状况来看，我倒是有信心可以在一年之内把情况扭转过来。
和克莱斯勒的人开完会，我总会回家和玛丽讨论一下。她说：“除非你去做跟汽车有关的事情，否则是不会快乐的。而且你还年轻，不能每天待在家里不找事做，让我们给亨利那个混蛋一个永远难忘的教训吧!”
全权自主是我坚持的条件，这不仅是我从福特那里得来的经验，也是因为我认为扭转公司危机最需要的就是不受牵制的环境。我一直以为里卡多想请我出任克莱斯勒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而他本人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但是当我把一切顾虑告诉他时，里卡多说：“听好了!这个位子我不打算再干多久，这里只有一个首领，假如你加入克莱斯勒，你就是那个首领，否则我们就不必那么麻烦进行这些会面了。”
很明显，他知道公司情况不好，而自己又无力使它重现生机。而且他心里也有数，一旦我进了克莱斯勒，他离开董事长一职的日子也指日可待的了。他们同意我先应聘出任克莱斯勒总裁一职，到1980年1月1日将转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结果里卡多提早几个月辞职，我在1979年9月成了老板。
来源：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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