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给领导者的启示

        楚汉相争，是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大事之一。楚汉相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两个人的较量。分析、比较两人的个性特征和为人处事及其对于战争成败的关键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者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少年刘邦与项羽之性格雏形

  刘邦，字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鬓，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又曰：“及壮，试为吏，…。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可见，刘邦少年时即仪表堂堂，喜交朋友，慷慨豁达，胸怀抱负。正是这样的性格和喜好，为其了解人性和培养笼络人才的技巧奠定了基础。
  项羽，名籍，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季父项梁，故楚国大将项燕之子。项羽身长八尺，力能扛鼎，才干过人。“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由此记载可以看出，项羽乃天性气盛，胸怀大志，但也鲁莽。

“大丈夫”之辩

  何谓大丈夫？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曰大丈夫不走回头路；一曰大丈夫能屈能伸。孰对与错，要看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刘邦与项羽，如果说他们都属于胸怀大志的大丈夫之列，那么项羽显然接近前者，刘邦则更接近后者。
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项羽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堪称“盖世英雄”。他曾身经七十余战，无一败北，显示了特有的军事才干。刘邦曾几次与项羽交手，每战必殆。有人说项羽不过匹夫之勇，我倒认为项羽懂兵法，具有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实际上，仅匹夫之勇，在错综复杂的战场上是难以取胜的。不过项羽盲目冲动的性格也确有突出表现。当楚军敖仓粮草丢失，楚汉相持日久之时，项羽求胜心切，在广武涧隔涧与刘邦摊牌。他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决雌雄，无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却笑着说：“毋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一气之下，亲自出身挑战。此时，汉军的神射手楼烦正欲弯弓射杀项羽，见项羽怒目呵斥，才怯而归去。项羽却在两军面前受到刘邦的高声数落，好不难堪！被激怒的项羽拔箭射中刘邦前胸，刘邦却忍痛叫喊射中脚趾。这充分显示了刘邦机智与沉稳的大丈夫风度。
  鸿门宴，刘邦能屈能伸、审时度势的特点得到充分展现。当时项羽兵四十万，刘邦兵十万，力量悬殊，眼看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即将爆发。正好，项羽季父项伯乘夜奔霸上私约好友张良脱逃。刘邦趁机约见项伯并陈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刘邦当即决定第二天前往鸿门坂拜谢项王。次日，刘邦在张良、樊哙等陪同下前来拜谢项羽，说：“臣与将军戳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称臣谢罪，掩盖自身所图，并将责任转移到小人身上。其言辞皆谎，但听之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使项羽生怜悯之心。此可谓大丈夫能屈能伸、以智取胜的典范。
  作为一个政治家，理应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富有弹性。项羽却不成。当刘邦采纳张良建议，撕毁与项羽平分天下之契约，并大举反攻时，项羽因兵粮缺乏，实难再战，被逼到乌江边。此时他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项羽知大势已去，情绪一落千丈，归之曰：“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正巧江边来一小船。船夫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度。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度。”项羽却微微一笑，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脸面见之。”他回想当初，率八千江东子弟渡江而西，东征西讨，威武一时；如今却落得这般天地，不觉心头一阵酸楚。他长叹一声，拔剑自刎了。呜呼，哀哉！这无情的事实，充分暴露了项羽个性上的弱点，即没有能屈能伸、卧薪尝胆的气势。刘邦反之，则霸业可成。

用人之道

  汉朝建立以后，刘邦曾问部下：“列侯诸将无敢陷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人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回答：“公知其一，未见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由此可见，刘邦用人之道，其一在于他会笼络人，能让天下贤人智士前来归附。他那慷慨豁达的胸怀，善于交际的才能，使其能够博得部下拥戴。部下有功，他都予以厚赏；部下有小过，他能宽而待之。萧何、张良对刘邦忠心耿耿；韩信曾一度被刘邦夺过军印，可他对刘邦仍忠心不二。这些都说明刘邦在笼络人方面确有高招。其二，刘邦能合理用人，用其所长。据现代系统论观点认为，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相加之和。刘邦正是将各类人才有机结合起来，并保证他们在整体中充分发挥才能。他利用萧何稳固后方基地，向前线输送粮草与补充兵员。萧何为人厚道、正直，善于处理与关中吏民的关系，正是稳固后方基地的最佳人选。刘邦在外征战常打败仗，兵马皆失，但始终动摇不了其后方基地。所以后来论功行赏，将萧何排在首位。刘邦利用韩信出征北方诸国，所向披靡。后来追攻项羽，韩信等派大军参与，才使这场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刘邦利用张良、陈平等作谋士，建立了一个高质量的参谋部，用以运筹大政方针、战略战术。张良深谋远虑，陈平足智多谋，都是难得的智士。作为一位领导人，关键正在于他是否能发挥集体的智慧。其三，刘邦善于纳谏，知错即改。在向关中进发过程中，刘邦听部下规劝，不再沿路屠城，以安抚民心。攻取咸阳后，刘邦欲进宫享乐，听樊哙、张良规劝后，转而以正人君子形象出现于关中父老面前，赢得关中人厚爱。
  相比之下，项羽在用人方面就逊色许多。他不舍得在笼络贤人智士方面花本钱。部下有功不予厚赏，使不少功臣贤属愤而归汉，韩信就是其中之一。“项羽不能信人，其所仁爱，非诸项，即妻子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推行任人唯亲的路线。项羽妒贤嫉能，不善于纳谏。大谋士范增，深谋远虑，洞察秋毫，而项羽对之不予重视，甚至表现为厌恶。鸿门宴，范增曾“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羽不予理会，致使刘邦轻易脱逃。当刘邦用陈平计离间项羽与范增关系时，项羽疑性大发，怀疑樊增与汉有私交。樊增对之十分恼火，从此告而归去。项羽却毫不知惜，这无疑为自己砍掉了一个有力臂膀。试想当一个人失去了左膀右臂，他还能有多大的能量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灭项籍者，非汉也，是其自灭也。所以难怪刘邦在夺取天下后总结出：刘邦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最大原因在于用人之道的分殊。

政治与人情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将政治与人情分开；相反如果在此二者之间纠缠不清，其政治宏图也将化为泡影。从刘邦与项羽的比较来看，刘邦对二者关系处理较好，项羽则常常糊涂。刘邦是为政治而人情，先政治后人情；项羽则相反，为人情而牺牲政治。刘邦本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但他在部下规劝下，领悟到作为一个欲拥有天下的政治家，需要顺乎民心，于是便以济世安民的面目出现。项羽则始终没有这种政治嗅觉，狂逞武威，鱼肉百姓。刘邦对其手下能人贤士不惜重赏，其实也并非完全发自其善良之心，而是为达其政治目的服务的。项羽曾以刘邦之父刘执嘉为人质，并扬言不答应其要求就烹杀之。刘邦却回答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不仅表现出刘邦以攻为守的智慧，使项羽徒费苦心，而且也表现出刘邦作为政治家的宽阔胸怀。父之性命诚要紧，可政治更重要，他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后者。项羽则不然。鸿门宴，一个难得的灭掉刘邦的机会，然而项羽在刘邦的花言巧语下滋长了“妇人之心”，从而坐失良机。项羽“背关归楚”也是一大战略性错误。据地利与政治条件分析，关中实属霸有天下的理想之地，但项羽怀恋故土，而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就使人情、乡情凌驾于政治之上，与其政治抱负背道而驰。难怪有人讥讽项羽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刘邦却恰恰相反，他怀恋故土，但首先要实现其政治抱负，因而定都关中，遂统一天下。

  楚汉相争，汉胜楚败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刘邦和项羽作为两大军事集团头目的人格特征及其所作所为，的确对这场战争的成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楚汉相争对于当今领导者的启示便是：作为领导者，应该是有胆有识、能够权宜应变、懂得用人之道、能够正确处理政治与人情关系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