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刚即帝位时，曾经和大臣们谈论过教化问题，他说：“现在处在大动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教化过来。”魏征回答说：“不对。长期过着安定生活的人民骄情安逸，骄情安逸就难以教化；而经过社会大动乱的人民忧虑痛苦，忧虑痛苦就容易教化。这就如同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口渴的人不挑剔饮水一样。”太宗十分赞同他的说法。封德彝却非难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民就逐渐浇薄奸诈了。所以秦朝一味依靠法律制裁，汉朝则在采用王道的同时掺杂着霸道，这是因为想施行教化却因客观条件而无法做到，并非能做到而不想做。魏征是个书生，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空洞理论，一定会使国家败亡。”魏征说：“五帝三王并非更换了治下的臣民才取得教化上的成功。黄帝攻打蚩尤，颛顼杀死九黎，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能够达到太平盛世，这些难道不都是发生在社会大动乱之后吗？如果说古代人民淳朴，后来逐渐浇薄奸诈了，那么到了今天，都应该化为鬼怪了，君主怎么能够统治他们？”太宗终于听从魏征的说法。贞观元年，关中发生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二年，全国发生蝗灾；三年，又发生水灾。太宗努力处理政务并对灾区进行抚恤，灾民虽然四出乞食，但没有叹息埋怨。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流落他乡的人们都返回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文钱，全年判处死刑的罪犯只有二十九人。东到海边，南到五岭，都夜不闭户，旅行不用带粮食，需要时在路上可以得到。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奏章的人都说：‘君主应当独自运用权威，不可以把它交给臣下。’又说：‘应当耀武扬威，讨伐四周的民族。’只有魏征劝朕停止武备，提倡文教，中国安定了，四周的民族自然会归服。朕采纳了他的意见。现在颉利被擒，他的部族首领都成了宿卫军官，各部落都采用了中原的衣冠，表示归顺，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可惜的是封德彝见不到这些了！”
贞观统治集团选择儒家道德教化的治国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是源于历史经验的总结。贞观初，太宗就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治国的则国祚延长，以法治人的，则虽能救弊病于一时，但也败亡得很快。看到从前帝王成大事，足以成为朕的镜子，如今朕想专以仁义诚信来治理国家，希望革新近代的浇薄风气。”黄门侍郎王珪说：“天下凋丧已久，陛下承其余弊，弘扬大道而移风易俗，真是万代之福。但是，若非贤人则不能致治，只有得人才可以。” 太宗说：“朕思贤情切，岂止梦寐以求！”“世必有才，随时可以求用。”
太宗实际即位才两年，政治日上轨道。某日，太宗劝勉侍臣们说：“朕以为大乱之后，风俗难移，近来看到百姓渐知廉耻，官吏人民都奉公守法，盗贼日益稀少。由此可知，人民本来没有固定的风俗，而是政有治乱罢了；所以，治国之道，必须抚以仁义，示以威信，顺从民心，除去苛刻，不作异端，天下自然就能安静。公等应该和朕共同努力于此啊！”
贞观四年，唐朝内臻盛平，外灭东突厥。这年，左仆射房玄龄提出国防军事的报告：“如今查阅武库的军事武器和装备，远胜于隋朝的时代。”太宗说：“整军经武以防备寇扰虽然是要事，然而，朕只希望卿等能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这就是朕的武装。隋炀帝岂因为武装不足而灭亡，正由于仁义不修而人民怨叛的缘故啊。”
贞观十三年，王珪于正月病逝前，太宗曾经和他见面说，“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累积仁义则万物归附。人皆知畏避灾害，而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仁义之道，应当思之在心，持续努力，如果有片刻的懈怠，相去就已远了；犹如饮食对身体一般，常常让肚子吃得饱，就可以保全人的性命了。”居安思危、以德治国是贞观君臣一个基本的治国方针，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德治体系，包括宽仁慎刑与礼法合一的《唐律》，较之《隋律》宽简了许多；在经济方面，采取抚民以静，静民务农，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视为安定和治理国家的基础；还实行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均田垦荒，兴修水利等；在教化上形成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包括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反对贪鄙、杜绝谗邪等道德体系，并且太宗以身作则，塞源止流，还经常教导臣属，寓教于言行举止中。
贞观初，有人上书，建议赶走佞臣。太宗召见此人，问道：“朕所任用的人，依所知都是贤人，卿知道谁是佞人吗？”“臣居草泽之中，不能确知谁是佞人。”上书人回答，并且接着建议说：“请陛下假装发怒以试群臣，如果有人不畏雷霆之怒，仍敢直言进谏，则此人便是正人；如果有人顺情阿旨，屈服于天威，则此人便是佞人。”
太宗回顾在旁的封德彝说：“流水是清是浊在乎它的源头，人君是政之源，人民就是水流，人君自为诈欺而要臣下直道而行，简直就如源浊而望水清一样，欲求至治，实遥不可得。朕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果朕也这样做，则岂可示范庶民而指挥天下！”.接着，他回覆上书人说：“朕想要让大信普行于天下，不得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
贞观中，洛水流域水灾。天灾地荒向被解释为天意示警，君主需采访群言，改正过失的。所以魏征上疏说：臣闻治国之基必资于德和礼，人君所保则惟在诚与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行则远人来服，然则德礼诚信，乃是国之大纲，君臣父子所不可暂时离弃的；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和无诚之令，可以使君上败德，而臣下身危。十余年来，威加海外，仓廪日积，然而道德未加厚，仁义未加博，原因何在？在于待下之情未尽诚信，虽有善始之勤，而未睹克终之美的缘故。以往在贞观之初，陛下闻善则惊叹；八、九年间，犹能悦以从谏；自此以后，则渐渐厌恶直言，虽或勉强接受，已不如往时的豁达，使谔谔之辈不敢犯颜，便佞之徒肆其巧辩，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妨政损德，原因就在此吧！如今陛下将要建立一个太平盛世，政事委托给君子，如果有了差错，则访察于小人；如今对待君子恭敬但太疏远，对待小人虽然轻慢却很亲近。亲近就无话不说；疏远就内情不能上达；这样就会造成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的情势，实为国家兴亡所在，能不慎重吗？诚如荀子所说：“使智者策划，而让愚者来评论；使高洁之士来实行，却让卑鄙之人来怀疑。”这样做而想得到成功，可以吗？中智之士岂无小惠，然而才干却不一定能经国谋远。这种人虽竭力尽诚，也不一定能免于失败，何况内怀奸诈、承颜顺旨的人？用这种奸谀之徒做事，祸患也就深了！立直木而怀疑影子是弯曲的，这样即使竭尽精神，劳神苦思，终无所得，道理是明显而易晓的。君礼臣忠的基础在内外无私和上下信任。如果要使君子和小人的是非分明，就必须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这样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还远吗？否则，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赏罚失当，则危亡即将来临，哪里还谈得上永保国祚？
太宗览疏，嗟叹地说：“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啊”！
魏征是力主以德、礼、诚、信四德治天下的大臣，也就是走“以德服人”的路子，不走“以力服人”的路线。基本上，唐太宗政权之所以建立，是以武力兵变作为基础的。因此，魏征的意见，无异是要太宗扬弃以往的做法，作一个政策上的大转变。
太宗一生重大特色之一就是有信用，也能相信别人。这种优点使得“贞观之治”有两大特色：一是人才济济，而且各尽其才，发挥尽致；一是因为守信而引伸为守法，使政府具有法治的趋向。
《贞观政要》所倡导的德治体系对我们今天的企业文化有莫大的启示，而贞观天子身体力行的精神和塞源止流的方法，更值得我们借鉴。当今企业文化的推进，不仅仅是开大小会、搞宣传，也不是靠做广告，企业文化的形成，是在一天天的工作当中、一桩桩的事情当中潜移默化地、不知不觉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形成。有人总结我们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几点误区：1，重“移植组装”，轻“自主开放”，意思是指不深入分析自己企业特点，过多引进成功企业的经验，不知道企业文化具有差异性。2，建设企业文化口号化、形式化、外部化、公式化。一些企业对文化建设的导向是注重外部形象推广，忽视在企业内部员工思想上的深入。这些企业文化推广的一种流行做法是围绕宣传企业做文章，特别是面对消费者的宣传更是如火如荼，为了提高企业的公众认知程度，别出心裁地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树立企业在社会和消费者中的形象，并以此作为展示企业形象的平台。这种做法对促使消费者了解企业是有帮助的，但企业外部形象建设与内部员工思想建设不平衡，有的企业对外部的宣传连本企业员工都不认可，这样的形象推广是不可能产生有益效果的。一个企业的形象首先要在内部建设，然后才能在社会上推广，只有这样，企业形象才是生命长久的，否则，形象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庞朴先生讲，文化首先是物质的，其次是制度的，最后才是心理的、精神的，因此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们在建立企业文化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考虑民族的特点、企业自身的特点、时代的特点，然后建立有自己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贞观之治推行的王道政治，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这就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因此，建立起了符合中华民族特点的，在当时世界上又是先进的大唐文化。所以，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要有民族性、时代性，还有企业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的文化才是有力量的，具有竞争性的。
其次，管理者要从我做起，身体力行，要具有榜样的力量，管理者是源头，只有源头清了，水才能清，中层管理者也是源头，是支流的源头，基层主管是小源头，这三个源头都清了，整个公司的河流也就都清了。所以，整个管理群体的言行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兴亡成败，关系到整个企业文化的命运。《论语》上说：“举直措诸枉则民服，举枉措诸则民不服”，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在企业中树立正直的东西，压制邪歪的东西，这样员工才能心服口服，因此可以这样说，一个企业的干部队伍是推动企业文化的主力军，是战斗堡垒。
其三，企业文化要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整个活动中，贯穿于生产管理当中，营销活动当中，组织机构设立当中，管理制度当中。不同的生产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象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农业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农耕的文化，捕鱼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渔民文化。同样，一个钢铁公司与一个金融公司，肯定会产生不同的企业文化。一个商业公司与一个加工企业，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企业文化。进一步讲，由于文化的不同，在管理方式上、制度设计上也都会有所不同。反过来说，也由于管理方式的不同和制度的不同，又进一步导致文化的差异性。上面对企业文化与生产方式及制度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不是在强调文化的差异性，而是在说明企业文化无所不包，存在于企业活动的每一细节和每一个角落当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拿一个企业的产品来讲，它是一个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如果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它的话，它包含着一种文化。因此，推进企业文化的建设，要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从细小的管理做起，从日常生活琐事做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久了，自然会沉淀出一种属于价值观念上的东西，也就是上升到了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层面。
其四，要将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吻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奖罚机制是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最有力的工具。奖赏就意味着企业崇尚什么，需要什么，惩罚就意味着企业禁止什么，回避什么。因此将企业文化建设灌输于企业管理机制之中，避免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实务的“两张皮”现象，从而加强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力度。
最后，企业文化还需要通过学习、培训来引导、固化与强化，为此要建立员工的终身培训制度，既要进行技能化的学习，还要进行文化普及教育，提高每个员工的文化素质。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强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力，领悟力。还要进行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从职业道德的教育到社会公德的教育，不断地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每一个员工都是企业文化的推动者、创造者，一种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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