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百家讲坛》上的本色学者
作者：余玮
1950年2月12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民进江西省委副主委。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印象：保持内心的沉静
2011年秋，方志远教授从央视《百家讲坛》录制完节目，商务印书馆又以他在《百家讲坛》的所讲内容推出了《万历兴亡录》一书。该书2011年10月末在北京首发，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认识他的江西师大教师说，方志远最近忙得不可开交，在互联网上，有不少的网络媒体称他是目前最火的“学术明星”和“国学明星”，他似乎不太理会这样的头衔，作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江西广播电视大学的副校长，他更愿意别人只把他当成一个历史老师或学者，他甚至不太喜欢别人说他是“上百家讲坛的江西第一人”。
方志远说，他只是个注重现实关怀的历史老师，因为“老师”是永久的，其他的职务和头衔都是暂时的。他在48岁以前，都只是一个纯粹的历史老师，在历史领域潜心做研究，写出了不少在他看来“不会觉得脸红的”论文和著作，这些著作凭借着他对历史的独特观点和现实价值在社会上产生过强烈反响。从48岁开始，陆续担任各种职位，即便是兼职也让方志远陷于各种繁琐的行政事务当中，而方志远似乎总能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抽身而出”，痴迷于学术研究，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宽。因为他认定学术也是终生的，做学术需要保持内心的沉静，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学者，充满现实关怀、不为学术而学术，是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良知。
大学教授和人大代表，方志远忠实认真地肩负着两种责任，尽心尽力地扮演好这两种角色。
角色A：大学讲堂内，方志远左手端一杯茶水，右手插在口袋里，边讲边游走在学生当中，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在他的叙述中鲜活起来，古人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便在他的讲解中真实再现。学生们在他的引领下徜徉在历史的长河、陶醉在知识的海洋。
角色B：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神情凝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带着沉甸甸的责任，认真履职，共商国是，说真话，陈实情，议大计，谋发展。
前不久，笔者专程采访了这位明史专家，一次次被他的坦荡、真诚所打动，他独立豁达的学术胸怀、爽朗洒脱的处世哲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方志远的“口技”十分精彩，极有感染力与思想性，他在娓娓道来中展现出一位学者的良知、深邃和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赤子情、报国志。
不能一味“鼓吹”大学生创业
大学生就业是目前严峻的现实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方志远认为，只要不是十分挑剔的学生，多数能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整体情况好于研究生的就业现实。“我不赞成搞什么通才教育，没有专业就没有就业，就业的关键是专业。教育部应该在大学培养专业人才而不是‘通才’，没有专业的所谓‘通才’，其实就是‘废才’。”
作为来自高校的全国人大代表，方志远最关注的还是高等教育，会议期间他曾建议教育部认真研究高校的专业设置、专业结构的问题，继续深化高校专业结构的改革，加速推进由身份性教育向职业技术性教育的转变，把大学打造成培养各类有创新思想的劳动者的摇篮，让大学毕业生能够放下身份的包袱，坦然面对各类岗位，勇于自主创新创业；让读大学成为年轻人走向社会、实现就业的重要的知识和能力准备。
笔者：有人认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或到国外读博士容易，在国内考大学难。对于这种上学怪现象您如何看待？
方志远：你所说的这种情况，的确存在。教育是个长远而系统的工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因此有关部门对教育改革一直非常谨慎，一些地方在中考、高考的改革都是小步试探，并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外地学生借读、借考问题极为烦琐，一些外地家长为此操尽了心，虽呼声四起，但多年来仍悬而未决。能否让优质教育资源达到共享，实现均衡，这就触及教育体制的实质性改革问题。
我认为高校改革不容忽视。造成目前出国留学热的原因，并非国内大学紧缺，供不应求，而是人们对国内现行教育体制普遍缺乏信心，有经济能力的家长希望通过对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索求，实现望子成龙的目标。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国高校教育还存在许多弊端，必须进一步完善。
笔者：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愈来愈大，国家相关部委先后密集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力求增加大学生就业率，其中“创业”就是屡被提及的一种就业方法。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大学创业在资金条件、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您怎么看？
方志远：我不赞成动不动就提大学生创业，首先解决的是专业、是就业。我觉得，大学合并和扩招就存在一些问题，是一场发生在教育界的“大跃进”。国民的初始学历构成应该是金字塔形的，国家更需要的是普通劳动者。现在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想法，等把所有的学历读完后再就业，这样就积压了大量高学历的青年，而他们都认为自己读了高学历以后就有一个自己所期待的较高的就业岗位，但是事实恰恰不是如此。
如果我们教育的基本理念不解决，那么就业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我一直认为，应该从小就培养一个人的就业理念、普通劳动者的理念，每个学生，包括小学生他的最初理想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什么科学家等等，那是下一步的事。初中毕业后，只要到国家法定的用工年龄，就可以鼓励他参加工作，不必要等到大学毕业，更不必等到博士毕业，这样就有大量的青年进入普通劳动者的行列，自然减轻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
现在我们的教育搞反了，博士、硕士、本科生大量扩招，反而大专生、中专生少了，即使有，大家不屑一顾，教学质量也极其的差。因此，是我们的教育导向出了问题，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身份，没有身份的岗位他就宁可不去就业。
为什么公务员考试那么火热？大家都认为考上了公务员后衣食有保障，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前程。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我认为，国家应该让最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进入经济主战场。最优秀的人才，流向应是118，行政十分之一，学术十分之一，企业十分之八。优秀的人才应当到企业去，中国的经济才能持续发展。
很多事不能埋怨大学生，不能埋怨我们的教授。高校首先应该教学生谋生，让他们首先成为一个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培养有身份有编制的干部什么的。
当然，一些特别优秀的大学生是可以在校期间就创业的，但是不宜要求每一个人都去进行所谓的创业，人的能力与人的条件都是有差别的。这就关系到我们中国的文化问题，中国的文化有两大要素，一是稳定，二是创新。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创新，忽略稳定，于是就浮躁，就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口号。
笔者：做企业其实并不容易，是有风险的，有些人可能认为反正还年轻，就算失败了也有经验。如果鼓励大学生创业，最主要的我看还是要改善整个社会的创业环境。
方志远：你说得很对。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过多地宣扬“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却忽略了“做不了好士兵的士兵绝对成不了元帅”，拿破仑如果知道了我们曲解他的意思一定会很悲哀的。不是“鼓吹”大学生创业就能解决创业问题，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就业观念，学习就业的技能，再就是我们的学校要由身份性教育转变为职业技术教育。
笔者：每到幼儿园入园的季节，不少幼儿家长为选择合适的幼儿园发愁。由于幼儿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目前私立幼儿园贵族化了，成为管理盲区。不少“望子成龙”的家长对这类幼儿园趋之若鹜，甚至托各方关系希望挤进“贵族幼儿园”。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您在关注高校教育的同时，是否关注过幼儿教育问题？
方志远：这正是我要说的一个问题。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曾经就此问题提出过建议，2010年“两会”期间我再次递交了建议，呼吁把幼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之中。国家应该就幼儿教育进行立法，增加经费投入，扶持幼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必须从幼儿乃至婴儿抓起，应该“有教无类”所有的适龄儿童，不管其父母从事何种职业，不管其户籍所在，全部就地入托入园。现在的公立幼儿园极少，而且都是作为一些单位的福利来做。但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靠部分公民的子弟而是靠全体公民的子弟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的。我们国家应该让所有的幼儿享受无条件上幼儿园的权力，义务教育应该提前到幼儿教育。与此同时，必须有制度保障，让一大批高素质的青年从事幼儿教育。如果能够这样，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将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研究历史对参政议政帮助极大
方志远作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他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和协调全院历史、旅游、文博3个专业的发展、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及学科建设。作为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他分管继续教育等多个部门，需要协调和推动各部门的工作。作为民进江西省委副主委和全国人大代表，他有参政议政的责任。然而，这一切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方志远认为，研究历史给予自己参政议政极大的帮助。事实也如此，他对于现实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几乎和研究历史问题一样得心应手，总是具有极强的洞察力。
笔者：近年来，国内高校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学校的各种重大决策，即便如学科设置、确定重点发展学科方面的话语权，也基本集中于高校行政权力部门。可以说，“官本位”的膨胀，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不能承受之重。在这里请您谈一谈有关看法。
方志远：教育应该是“学术本位”、“教育本位”，而“官本位”在学校的盛行必然对这两个本位进行强大的压制，甚至扭曲学术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这种“官本位”不顾中国的国情，以“与国际接轨”为由头，已经给中国教育的发展乃至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笔者：好多人认为，我国教授的整体学术水平并不高。造成教授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是浮躁，您认为这种浮躁的根源是什么？
方志远：造成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人性化的国家，过于人性化，西方国家是主张竞争的。正因为人性化，于是在一个单位你混上20年、30年之后，似乎必须给你一个教授职称，并且把工资待遇与职称联系起来。另一个就是制度上的考核问题，考核创造了一批垃圾论文，直接导致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不高，这与我国的评价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你一年要发表多少论文，你的论文必须发表在什么核心期刊上，而不少“狗屁”核心期刊交钱就可以发表。
笔者：的确，这些做法违背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只重视量的指标忽视了质的标准，形成了恶劣的学术风气。
方志远：把高学历的人、有博士学位的人和有博士后经历的人或在本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安排去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这样或许会毁掉一个人才，更严重的是对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历史中学到人生智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方志远初中毕业。由于“家庭成分”问题，离开了学校，并开始了谋生的历程。“细算起来，事情也做过不少，耕田修渠、开山植树、伐木放排、炼铁出炉、管道安装、机床喷漆，等等。虽然每件事情都认真去做，但最终发现，自己最大的喜好仍然莫过于读书。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方志远有了重新进入校门的机会，师从著名明史专家欧阳琛教授，从此开始明史研究与随后的历史教育生涯。
方志远的专业是历史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然而，他并不是不关注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也并不是不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他是作为一名教授、学者，去实现另一种投入，另一种报效。
笔者：您的学生曾经说过，听您的课犹如漫游在知识的海洋，读您的论文、听您的演讲，便能感受到那种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推理。
方志远：过誉了。读大学前，我最爱读书，倒不是说什么书都读过，而是说没有什么书被认为不必读。下放3年，伴随我的是《十万个为什么》(残本)、《唐宋名家词选》和《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工厂6年，我同时订阅了《航空知识》、《地理知识》和《历史研究》，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和《毛选》5卷，又在旧书店里买了线装本的《御批资治通鉴》、前后《汉书》、《春秋左氏传》，一面标点、一面阅读。 这些阅读可能成为了我教学和科研的基础。另外，小学和中学时代我一直酷爱数学，进了大学曾想从中文专业转到数学专业。
笔者：近几年来，“历史热”、“国学热”开始席卷中国。不论坊间如何评论、学者如何争鸣，这种现象毕竟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需求，说明历史、国学当中的确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内容。如果让您推荐几本历史、国学方面的书，您首推哪些书？
方志远：读史可以获得知识和信仰。对于学历史的来说，我觉得“四书”是需要读的；“五经”难懂，有条件还是要读。这是中国几千年思想的源头。《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也是应该读的。以我之偏见，历史研究者最好得具备一定的数学头脑和抽象思维能力。
笔者：您这些年来一直在研修明史，学历史对您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方志远：学历史，我学到了历史上的一些智慧。明朝有一位文化人陈继儒，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富贵家宜学宽，聪明人宜学厚。”意思是说：富贵人你什么都占有了，就不必和别人斤斤计较，你吃点亏不就是帮助了别人吗？聪明人往往因为聪明而从“灵魂深处”去看別人的毛病，这样就不免过于刻薄，要用厚道的眼光去看别人的缺点。这样，就容易形成一种和谐的环境，自己也省去了无数的烦恼。尽管我不富贵、也不怎么聪明，但由于向这方面努力，所以天天开心。
笔者：对您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主要是哪方面的影响？
方志远：王阳明，也就是王守仁(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军事家)。
笔者：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是您不见面的思想导师，对吗？
方志远：我是他的“私塾弟子”，他有几个理念我很敬佩，一个是“事功即学问”，也就是说，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就来，学问无处不在。另一个，“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我的理解是，搞学术的你不要削尖脑袋想去做官，做官的你不要千方百计想去捞钱。这就像高速公路有各种车辆，各行其道，如果错位，一定出交通事故。社会也是这样，学者、官员、商人如果交叉，如果错位，社会就一定出问题。第三，不以不得功名为耻，比较洒脱。王阳明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之时，别人都为他可惜，但是王阳明却说：“别人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这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所在，小人想要得到什么就不顾一切，所以“常戚戚”；君子可以舍弃名利，所以“坦荡荡”。第四，有一种包容的学术胸怀、一种独立的个人见解。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有糟粕有精华，要剔去糟粕取其精华，去得了吗？它不是附着在一个整体上的，当我们能够因势利导的话，糟粕也能变成精华，腐朽也可化为神奇；当我们利用不好的时候，精华也会变成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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